2019年1月29日凌晨，美国司法部对外宣布了对华为公司、有关子公司及其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指控，同时声称其将向加拿大针对“孟晚舟女士”的引渡申请。
其后，世界媒体的头条都在报道“美国即将引渡孟晚舟”，似乎“孟晚舟厄运”将升级，有的“美分”为此喝倒彩，有些幸灾乐祸的成分。
之前，在接受中外媒体采访，尤其是《华尔街日报》和《环球邮报》采访时。我特此表达过作为企业研究者深深的顾虑，美国此举不仅为世界企业家或者高管带来灾难性后果，同时也给其他国家做到了一个坏榜样。因为只要因为竞争不过他国跨国企业的竞争，就可以在他国机场或者所谓的盟国机场过境时，以所谓的安全抓捕。
我把美国此类做法称之为“孟晚舟厄运”。所谓“孟晚舟厄运”，我在《“灯塔在守候，晚舟早归航”，华为的国际化征途是否就此转向》专门定义了“孟晚舟厄运”。
为了让读者了解什么是“孟晚舟厄运”？在这里，我再次定义“孟晚舟厄运”。所谓孟晚舟厄运，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家或者企业高管在他国过境时，都可能遭遇“孟晚舟一样的厄运”，我把此类事件称之为“孟晚舟厄运”。
美国做了一个坏榜样，究其原因，只要他国政府找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拘捕企业家或者企业高管，这无疑给全球化时代的企业家或者企业高管带来无尽的灾难，同时也会给企业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部分东南亚，包括日韩的企业家也有类似担忧。
虽然如此，作为20世纪90年代出海的华为而言，孟晚舟事件虽然给华为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是并不会彻底动摇华为的国际化步伐，因为国际化是当年华为为了活下来而走出去的。
基于此，面对美国的打压，在穹顶下压，美分喝倒彩的背景下，作为30+的华为，到底该如何才能破茧而出？
第一，华为高层，尤其是创始人任正非，向世界传递华为真实的企业战略和国际化市场的愿景，以及5G为世界人民带来的便利。
在西方，尤其是欧美的媒体，尤其是欧美的左翼媒体，习惯性地报道“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任正非”而非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这就需要任正非直面欧美的媒体，尤其是欧美的左翼媒体，告诉这些看似“刁难”的记者，华为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华为是一家民营企业，与中国军方毫无关系。
《Mobile World Live》 Joseph Waring ：您在军队的这段经历，怎样影响的您在华为的管理风格？现在华为在全球都面临着比较多的审查，华为与军方的这些联系，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到华为的未来？
任正非：在我入伍的时候，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代，工业、农业的运作已经完全混乱，国家处在极度困难之中，中国人在吃饭、穿衣的问题上都面临很大的困难。曾经在1962年时候我们每个人每年能分到的棉布只有1/3公尺左右，这块布是用来补衣服的。所以，我年轻时没有穿过像样的没有补丁的衣服。当时中央希望要让中国每个人每年都能穿上一套新衣服，就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化工设备，建立一个大型的化纤厂，希望通过生产化纤来给每个人提供一套化纤衣服。这个化纤厂在辽阳太子河边上，条件非常艰苦，当时，中国完全混乱了，调不动地方工程队伍，地方的工程队伍都不肯到那个艰苦地方去，所以中央只能调军队去修建这个化纤厂。当时部队的工程能力比较低，像我这样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得到了使用。部队进入施工现场时，数十平方公里的现场，没有一间房屋，部队全部都睡在草地上，当时是七、八月份。后来工厂拨款建了大批的土坯房，漏风、漏水。那段时间我的体会：一是，接触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二是，吃着世界上最大的苦。当时法国这个化纤厂，自动控制水平是非常高的，至少当时全中国还没有这么先进的工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世界先进技术，还学会了吃苦。我们住在这种土坯房中，既不抗冻，也不防风，最低温度可以达到零下28度。当时中国处于极度困难时期，肉和油的供应极少，东北老百姓每个月供应的食用油是3两，相当于150克。没有任何新鲜蔬菜，这些蔬菜都是在秋天把白菜和萝卜用一个很大的混凝土池腌制起来，做成酸菜和酸萝卜，那么就吃半年的酸菜酸萝卜。主要食物是高粱，而且是很难吃的杂交高粱。我们一边学习最先进的技术，一边过着最原始的生活，这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用一个词总结，就是“冰火两重天”。但那段时间，我过得很快乐。那时在其他地方读书太多是要受批判的，唯有在这个工厂还可以读一读书，因为完全搞不懂这些现代化设备。那时候我是连队的技术员，由于工作努力，后来晋升到一个20多人的小型建筑研究所当副所长，技术职级是副团级。我们那时的梦想，就是希望在改革开放大裁军之前，能够得到一个中校军衔再退伍，可惜没有实现。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是一个没有获得军衔的退伍军人。
我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采访时就提到过类似问题，美国培养企业的高管的学校中，西点军校遥遥领先，而非哈佛大学商学院，并不能因此断定，美国跨国企业CEO或者高管就是美国军方的企业。
任正非的回答，不仅可以真实地告诉外国媒体，华为是一个什么的公司，以及如何创建华为，无疑是给华为做了一次广告。
当然，面对媒体，即使是“刁钻”的问题，也必须如实回答，这样可以赢得媒体的积极报道，为华为的国际化布局赢得认可。
《金融时报》Yuan Yang：根据记录，您在1982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党代会，你为何没有参加其他的党代会呢？华为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的？
任正非：我们在担负最先进的化纤厂的建设过程中，检验先进设备缺少一种仪器，这种仪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一个技术员在国外看见过，告诉我是什么样子。我就用数学推导的方式把仪器的设计推导了出来，但是我对推导并没有把握，就曾去请教过东北大学的李诗久教授，来确定我的推导是否合理。得到他的肯定以后，我把这个仪器发明出来了。当时正好国家粉碎了“四人帮”，开始搞经济建设，国家在寻找好的案例证明科学技术是有用的，我的这个小发明就被夸大成了大发明，被各种报刊、杂志、电影纷纷宣传。由于广泛的宣传影响，我有幸被全国科学大会选中，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代，不是党员连炊事班班长都当不了。我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却不是党员，上级很奇怪，所以组织给了帮助，让我成为了党员。当时我不能加入共产党的原因，不是我个人工作表现不好，而是我的家庭原因，当时我父亲是作为“走资派”被关进牛棚的。大家都知道，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他的历史远远比一个工农干部要复杂得多，共产党的严格审查致使他十年没有平反，所以我不能入党。我1978年入党后，当时国家提倡干部要四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革命化），我又符合条件，就推荐我去参加十二大选举，我就被选上了。可惜那时候太年轻，对党在这个大时期的大改革什么也没听明白，这是十分遗憾，我那时是个单纯技术观点的“呆子”。我是永远地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但是我绝不会做伤害世界任何国家的事情。
通过类似的采访，让欧美的媒体彻底了解华为是一家真正的民营企业，同时作为华为高层，包括创始人任正非，告诉中国媒体，尤其是外国左翼媒体，华为自我发展的战略意图和国际化市场的愿景，以及5G为世界人民带来的便利。
基于此，在跨国并购中，被誉为力挽狂澜的“杰克”船长——中远集团前董事长魏家福对此深有感触。
20世纪末，中远集团来到美国洛杉矶长滩市，准备收购一个废弃的军用码头。长滩拥有全美最大的集装箱港口,若能成功实现对这个码头的收购，将会是中远迈向全球化发展的重要一步。
当收购计划刚刚开始时，抵制并购的舆论就接踵而至。美国专家理查德•费希尔在《华盛顿时报》撰文将中远评价为“中国解放军的桥头堡”。而在当时，华盛顿邮报号称美国政府护卫舰，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政治风向标。多年来，这份立场保守的报纸刊发了多篇对中国并不友好的文章，堪称“中国威胁论”的吹鼓手。
当地政府批准后，却遭到了议会的拒绝——受舆论的影响，议会以中远是解放军的分支机构为由否决了该次收购。
魏家福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介绍说：“就这个时报登了文章说中远是军队的，中远走私AK47，中远是共产党的间谍，这些负面的报道一大堆。”
在此之后，其他美国媒体也跟着向中远发出了质疑。魏家福和新一届的管理团队认为，中远应该直面质疑，澄清误会。2001年，魏家福飞赴美国，亲自出面为该收购扫清障碍。一方面，中远按照美国惯例聘请了公关公司；另一方面，魏家福开始主动走进美国主流媒体。
在中央电视台一个专题中，是这样报道魏家福应对美国媒体，特别是《华盛顿时报》的质疑的？
大卫•桑德斯是《华盛顿时报》新闻部的主管。10年前，他采访了魏家福。据魏家福介绍，《华盛顿时报》的副总编辑带着7名（资深记者人员），当魏家福一坐下来以后，副总编就拿出录音机放在在魏家福面前，然后，告诉魏家福从现在起，魏家福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出现在《华盛顿时报》报上，不仅如此，《华盛顿时报》副总编辑还拿出了曾经拒绝中远并购的《考克斯报告》。
大卫•桑德斯坦言：“我们问了魏家福先生很刁钻的问题，然而魏家福先生并没有愤怒离席”
众所周知，美国媒体的风格大都开放且犀利，在接受《华盛顿时报》的采访，让魏家福接受美国媒体的考验就开始了。
魏家福介绍说：“《华盛顿时报》副总编辑看着我问我，你为什么敢到这来？他说别的元首来都是豆大的汗珠往下滚，我说我怕什么？我就是来告诉美国人什么是中远？”
当结束采访之后，魏家福还是非常担心此次沟通的作用，2001年6月1日的整个夜晚，魏家福都在不安中度过。
在6点时，天刚刚蒙亮，魏家福把门打开一看，门上挂了报纸。魏家福一口气将整篇文章读完。
这下魏家福放心了，因为《华盛顿邮报》没有曲解，而是采访魏家福时，魏家福所讲的原话。
在这份《华盛顿时报》上，中远的故事被放在了醒目的头版头条，文章的标题是：“中远，我们的目的只是盈利。”
在中远跨国并购中，之所以能够成功，还是源于魏家福对美国文化的了解。对此，魏家福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坦言：“中远要想走出去，到全球运作，首先你必须过了美国这一关，这就是我的战略。如果美国这一关你过不了，你还敢走到全世界？”
正是这样的跨国并购思维，在2001年7月，还是在洛杉矶的长滩，中远终于拥有了进出美国的最大门户。通过与美国最大的装卸公司SSA的艰苦谈判，由中远控股的合资公司，终于组建。对此，魏家福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坦言：“他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他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东西是真实的，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力综合以后这个人是可信的，所以你就要走出去，走出去，中国企业要沿着这条思路，敢于面对媒体去讲真实的故事。”
中远的跨国并购经验，值得中国企业家借鉴，在跨国并购的过程中，面对国外的安全威胁还是民众舆论，都将影响并购的成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家必须积极面对媒体的质疑，向并购所在国媒体阐释这次并购的真正战略意图，这样的危机公关是必须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安全和民众舆论的借口就把并购给否定了。
这样的跨国文化，在今日之华为困境，同样需要这样的方式来让欧美国家领导层释然。正是因为如此，任正非在短短时间内，接受中外媒体的采访。
董倩：为什么最近这么集中地接受采访？
任正非：我是被逼的，被他们逼的，因为他们说现在是处在一个危机转换的阶段，我一定要让客户理解我们，一定要让18万员工理解我们，团结起来奋斗，渡过这个困难的时期，所以说还是你讲话有权威，那我就来讲话了。
对此，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沃林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坦言：“我们只关注投资项目中，是否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因素，对其他问题我们不关注。”
美国沃顿商学院迈耶教授坦言：“中国在美国确实有特别的障碍。”然而，对跨国并购案例进行审查，并不是美国一家的专利，当中国五矿对澳大利亚矿产企业进行收购，财政部长韦恩•斯旺曾怀疑，这会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必须向并购所在国释放并购的真正战略意图，而是不是给予最高的收购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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